溥儀—偽滿洲國皇帝

1933年10月間，日本政府準備承認溥儀為「滿洲帝國皇帝」。

我得到了這個通知，簡直樂得心花怒放。我考慮到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必須準備一套龍袍。龍袍從北京的太妃那裏拿來了，但是關東軍卻對我說，日本承認的是「滿洲國皇帝」，不是「大清皇帝」，因此我不能穿清朝龍袍，只能穿關東軍指定的「滿洲國陸海空軍大元帥正裝」。

…我獨自欣賞著榮惠太妃保存了二十二年的龍袍，心中充滿了感情。這是光緒皇帝穿過的，真正的皇帝龍袍。這是我想了二十二年的龍袍。我必須穿它去登極，這是恢復清朝的起點。

鄭孝胥走後，胡嗣瑗過來提醒我，要爭的不是服制，更重要的是跟軍部說，要任免官吏的決定權。如果這問題解決了，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，也沒什麼不好。

其實胡嗣瑗同我一樣，都不明白日本要這個帝制，不過為了使我更加傀儡化，為了更便利於統治這塊殖民地。皇帝的名義哪裡會給我帶來什麼權力，我這樣的人又哪裡會學什麼騎射？除了依附在日本關東軍的皮靴上，我簡直什麼也不會，什麼也不想。所以後來關東軍同意了我穿龍袍去祭天，我也就不再爭什麼別的了。

1934年3月1日的清晨，在長春郊外杏花村，在用土叠起的「天壇」上，我穿著龍袍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禮。然後，回來換了所謂大元帥正裝，舉行了「登極」典禮。

按情理說，日本關東軍在決定帝制時正式告訴我不是恢復清朝，在「登極」時不准我穿龍袍，在決定「總理大臣」人選時根本不理睬我的意見，我就該明白了我的「尊嚴」的虛假性，但是我卻由於過分「陶醉」，竟沒有因此而清醒過來。

從前，我為了建立自己的實力，曾送過幾批青年到日本去學陸軍，不想這些人回來之後，連溥傑在內，都由軍政部派了差，根本不受我的支配。現在，做為骨幹培養的護軍已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裏，我便不再做這類可笑的美夢了。

「七七」事變爆發，日軍佔領了北京之後，北京的某些王公、遺老曾一度躍躍欲試，等著恢復舊日冠蓋，但是我這時已經明白，這是絕不可能的了。我這時的唯一的思想，就是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保住安全，如何應付好關東軍的化身—帝室御用挂吉岡安直。

關東軍好像一個強力高壓電源，我好像一個精確靈敏的電動機，吉岡安直就是傳導性能良好的電線。

這個高顴骨，小鬍子、矮身材的日本鹿兒島人，從1935年起來到我身邊，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，和我一起被蘇軍俘虜時止，始終沒有離開過我。十年間，他由一名陸軍中佐，步步高升到陸軍中將。他有兩個身分，一個是關東軍高級參謀，另一個是「滿洲國帝室御用挂」。後者是日本的名稱，據說意思好像是「內廷行走」，又像是「皇室秘書」。究竟應當譯成什麼合適，我看這並沒有什麼關係，因為它的字面含意無論是什麼，都不能說明吉岡的實際職能。他的實際職能就是一根電線。關東軍的每一個意思，都是通過這根電線傳達給我的，我出巡、接見賓客、行禮、訓示臣民、舉杯祝酒，以至點頭微笑，都要在吉岡的指揮下行事。我能見什麼人，不能見什麼人，見了說什麼話，以及我出席什麼會，會上講什麼，等等，一概聽他的吩咐。我要說的話，大都是他是先用日本式的中國話寫在紙條上的。

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，要偽滿出糧、出人、出物資，我命令張景惠在一次「省長會議」上，按吉岡的紙條「訓勉」省長們「勤勞奉仕，支持聖戰」。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，兵力不足，要偽滿軍隊接替一部分中國戰場上的任務，我便在軍管區司令官宴會上，按紙條表示了「與日本共生共死，一心一德，斷乎粉碎英美勢力」的決心。

此外，日本在關內每攻佔一個較大的城市，吉岡必在報告了戰果之後，讓我隨他一同起立，朝戰場方向鞠躬，為戰死的日軍官兵致默哀。經他幾次訓練，到武漢陷落時我就在用不著他提醒，等他一報告完戰果我就自動起立，鞠躬靜默。

這個傀儡皇帝徹頭徹尾的受日本人操控，直到1945年日軍戰敗，8月17日連同其他偽滿戰犯遣往蘇聯。1950年七月底溥儀被送回中國，之後進行長期勞改，直到1959年年底才被釋放。

摘自：愛新覺羅‧溥儀，《我的前半生》（台北：遠景，1988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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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日期: 2011-04-24 21:55:01

1. 溥儀在滿洲國裡 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皇帝 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也無法控制國務

2.印象最深的段落 應該是（關東軍好像一個強力高壓電源 我好像一個精確靈敏的電動機
吉岡安直就是傳導性能良好的電線） 因為 他把這個事實 弄的淺顯易懂 讓我們確切的清楚 那時關東軍.吉剛安直.溥儀的情形

3.溥儀 清朝最後一個皇帝 受到了從沒有人想得到的悲慘生活 當了3次的皇帝 3次被迫下台 從 頭到尾 都被當一個傀儡來看 一下叫他做這個 一下又叫他做那個 思想.權力都被剝奪 如果他不是皇帝 就不會遭遇到這些被利用的事了 也許 他原本就不該出生於世上.... 80937 蕭承軒

溥儀—偽滿洲國執政（二）

在「滿洲國組織法」裡，第一章「執政」共十三條，條條規定著我的權威。第一條是「執政統治滿洲國」，第二至第四條規定由我「行使立法權」、「執行行政權」、「執行司法權」，以下各條規定由我「頒布與法律同一效力之緊急訓令」，「制定官制、任命官吏」，「統帥陸海空軍」，以及掌握「大赦、特赦、減刑及復權之權」，等等。實際上，我連決定自己出門行走的權力都沒有。

有一天，我忽然想到外面去逛逛，便帶著婉容和兩個妹妹來到以我的年號命名的「大同公園」。不料進了公園不久，日本憲兵隊和「執政府警備處」的汽車便追來了，請我回去。原來他們發現了我不再執政府裏，就告訴了日本憲兵司令部，憲兵司令部便出動了大批軍警到處搜尋，弄得滿城風雨。事後執政府顧問官上角利一向我說，為了我的安全和尊嚴，今後再不要私自外出。從那以後，除了關東軍安排的以外，我再沒出過一次大門。

我當時被勸駕回來，聽日本人解釋說，這都是為了我的安全和尊嚴，覺得很有道理。可是等我在勤民樓辦了一些日子的「公事」之後，我便對自己的安全和尊嚴發生了懷疑。

我自從發過誓願之後，每天早起，準時到勤民樓辦公。從表面上看來，我是真夠忙的，從早到晚，總有人要求謁見。謁見者之中，除少數前來請安的在野舊臣或宗室覺羅之外，多數是當朝的新貴，如各部總長、特任級的參議之流。這些人見了我，都表白了忠心，獻納了貢物，可就是不跟我談公事。我每次問起「公事」時，他們不是回答「次長在辦著了」，就是「這事還要問問次長」。次長就是日本人，他們是不找我的。

「國務院」的真正「總理」不是鄭孝胥，而是總務廳長官駒井德三。其實，日本人並不隱諱這個事實。當時日本「改造」雜誌就公然稱他為「滿洲國總務總理」和「新國家內閣總理大臣」。駒井原任職於「滿鐵」。據說他到東北不久即以一篇題為「滿洲大豆論」的文章，得到了東京軍部和財閥的賞識，被視為「中國通」。他被軍部和財閥選中為殖民地大總管，做了實際上的總理，他眼中的頂頭上司當然是關東軍司令官，並不是我這個名義上的執政。

我和鄭孝胥士名義上的執政和總理，總長們是名義上的總長，所謂國務會議也不過是走走形式。國務會議上討論的議案，都是「次長會議」上已做出決定的東西。次長會議又稱「火曜會議」，是總務廳每星期二召集的各部次長的會議，這才是真正的「內閣會議」，當然這是只對「太上皇」關東軍司令官負責的會議。每次會議有關東軍第四課參加，許多議案就是根據第四課的需要擬定的。

這些事情，後來對誰都不是秘密了，按說我是應該能夠清醒過來的，但我卻不是這樣的人。我身邊有個愛說話的胡嗣瑗，由於他的時常提醒，我總也忘不了唯我獨尊的身分，更忘不了早在張園就確立的一種思想，即「日本非我皇上正位，則舉措難施」。日本人表面上對我的態度，也經常給我一種錯覺，時常信以為真，認為我畢竟不同於熙洽，日本人不尊重我不行。

之後，透過訂定「日滿密約」，滿洲國更是成為日本人控制下的禁臠。

日本在協定中所要的權利，本來是它已到了手的東西，這個協定共有十二條款，另有附則、附表、附屬協定，主要內容是：「滿洲國」的「國防、治安」全部委託日本；日本管理「滿洲國」的鐵路、港灣、水路、空路，並可增加修築；日本軍隊所需各種物資、設備由「滿洲國」負責供應。日本有權開發礦山、資源；日本人得充任「滿洲國」官吏；日本有權向「滿洲國」移民等等。在這協定中最後規定它將為日後兩國間正式條約的基礎。鄭孝胥說的道理也不錯，既然要「憑藉」，豈可不付代價？但是儘管事情是如此明白，我卻不能不感到氣惱。我惱的是鄭孝胥過於擅自專斷，竟敢任意拿「我的」江山去跟日本人做交易，我也惱日本人的過分訛詐，「皇帝寶座」沒給我，反而要去了這麼多的東西。我在氣惱而又無可奈何之下，追認了既成的事實。

摘自：愛新覺羅‧溥儀，《我的前半生》（台北：遠景，1988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