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色恐怖（一）

1948年在國共內戰的緊張情勢之下，為了戰爭的需要及壓制共黨勢力發展，5月份國民政府公布實施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」，凍結憲法部分條文，建立了「動員戡亂體制」。1949年5月24日立法院通過「懲治叛亂條例」，次年通過修正案，內容更加嚴厲，打造出密不透風的恐怖統治。「懲治叛亂條例」第二條第一項規定：內亂罪處以死刑。一般稱為「二條一」，意味著「唯一死刑」，三、四十年間，令聞者股慄。這段白色恐怖時期直至1987年解嚴之後才正式結束。

為了肅清或真或假的「共匪」及其或虛或實的影響，國民黨情治單位大興牢獄，據估計：從1950年代到1987年解嚴為止，台灣共發生2900餘個政治案件，約有14萬人遭到不同程度的牽連與磨難，其中3000至4000人遭處決。這些案件林林總總，大抵上，50年代以和中共有關的案件為大宗，60年代以後則以「台獨案」為多。其對象包括外省人、本省人，以及原住民，當中有女性和學生。由於「匪諜案」大抵羅織而成，因此也成為權力鬥爭中整肅異己的便利手段，層次可以拉到相當高，如孫立人案。此一手段在情單位內部的鬥爭也派上用場，於是而有專辦匪諜案的專員淪為匪諜案的主角。此外，由於檢舉匪諜案辦案有功可以獲得獎金，並分享當事人遭沒收的財產，導致情治特務人員為了貪圖利益，捏造假案件，造成不少冤獄。

盧兆麟因為將「禁書」借給別人看而被判無期徒刑：

一到情報處（是日治時代東本願寺改成的政治監獄），立刻偵訊。當時的政策，就是不讓任何違抗他的人留在外面，有關係的人必須趕快抓起來。所以審問的重點，就是一直追問：還有甚麼人？有什麼組織？書哪裡來的？有沒有開會…一直追究。我們都沒有這些嫌疑，頂多是在學校社團裡，互相把書借來借去；結果，把書借來借去看的人都要抓。…幾乎連續三夜四天，我都在偵訊室裡，接受疲勞審訊。

他們一直換人來問。有的人很壞，扮黑臉，用棍子打我，又把我的兩根拇指綁上電線電我；也有白臉法官，說很同情你呀，學生思想自然比較左傾什麼的。又有一位洪國式，是中共派來的，被捕以後被安排在情報處，負責說服我們。他說：「我是那邊派來的，你們還是坦白講，沒有關係。」總之就是軟硬兼施，連續審問了四天三夜。

…東本願寺原來的建築很高，情報處把它隔成三層：地下一層是大房間，每間可以關十幾個人；二樓是獨房，像棺材那樣大小，後面一個洞供大小便，四面都沒有窗戶；地上第三層大概是關女生或重要人物。偵訊過後，我被送進二樓的獨房，關了一個多月都不再問話，之後才被叫出去寫自白書。

我自己並沒有寫多少，他倒是一邊問一邊寫，問的重點還是一樣。前後在情報處關了兩個半月，終於要結案了；檢察官叫我出去，他問我答；他寫筆錄，都是他寫，然後就叫我蓋印。我說我要先看一下，一看，跟我講的都不一樣。他寫得很嚴重，說我發展組織，吸收兩個人；我只是借書給同學看，卻變成我吸收他。看完，就要我承認；我說你寫的和我講的不一樣啊。卻變成我吸收他。看完，就要我承認；我說你寫的和我講的不一樣啊。但是不承認不行，他叫兵仔抓住我的大拇指蓋指印，就算結案了。

 

參考資料：周婉窈，《台灣歷史圖說（增訂本）》（台北市：聯經，2009）。盧兆麟等口述，林世煜、胡慧玲採訪記錄，《白色封印》（台北市：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，2003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