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逮捕的人會遭嚴刑逼供或羅織罪名。郭振純遭到三次酷刑伺候—拔指甲、丟愛河、螞蟻上樹：
我在1953年5月20日被捕。當時都嚴刑逼供，不少人因為害怕而招供，並且牽連一大堆人；不肯這樣做的都會被修理。我兩手兩腳四隻大拇指的指甲，都被硬拔下來。這才是初步而已，頭一天就這樣刑我，是在台南市警察局。
隨後送高雄市警察局拘留所，特務借那裏關人偵訊。我不說就是不說，心想，反正說也死，不說也死，何必說那麼多。他們拿我沒辦法，於是把供出我的人抓來做樣板，當著我的面，把他裝入布袋綁起來，恐嚇說：「你呢？要像這樣，還是要說？」我當然不說，就照樣被裝進布袋，然後帶走。
現在我知道那是愛河，高雄的愛河，我大概被帶到愛河邊。他們說：「你聽好…」只聽到好大「碰」水聲，不知道丟下什麼。又對我說：「最後一分鐘了，你簽不簽？不簽就像他那樣…」我說「好啊」，還是不簽。當時感到背脊被踹一腳，只覺得很用力，就跌下去，我心裡想完了。那個布袋很小，我弓著身體，繩結就打在頭頂上。落水時，我感到頓了一下，可能還有一條繩子拉著布袋。我又想：「啊，不要緊了。」就趕緊閉氣。雖然進了點臭水，隨即閉氣，緩緩調整氣息。大概只是一兩秒之間的事，就把我拉上去，送回警察局。這是第二次酷刑。
第三次是來到台北大橋下，以前的高砂鐵工廠（保密局北所）…那裏可說是製造匪諜的總源頭。在那裏也同樣一直追究，其他的事都不管，只要說你幫葉廷珪作台獨運動，這樣就夠了。我還是沒簽。他們說：「喂，帶你去吃四川菜好了。」…「有道菜很好吃，很有名，叫螞蟻上樹。」說完就拍桌子喊道：「叫打手來！」那人姓潘。「潘同志，來，開始上菜。」奇怪了，要帶我去川菜館，怎麼在這裡上菜？我傻傻的搞不清楚。潘同志一靠上來，把我的衣服剝掉，像綑死豬那樣綁一綁，手被彎到後面腳也綁起來，抬到散步場。散步場窄窄的，約三、四米寬，十來米長，雜草叢生；我被抬到那裏丟下。然後潑糖水。
你想會發生什麼事？螞蟻來了嘛。很難過的，你若沒有親身體驗，想像不到的。我們唸書的時候，先生教過：到野外玩，被蜂螫、或螞蟻叮，牠們的毒液都是酸性，要趕快吐口水，在那個部位擦擦就好了。但全身被螞蟻叮，不只是痛而已，要吐口水已經來不及了；那麼多螞蟻，哪有那麼多口水。希望自己身體會出汗，卻也都不流，想抓癢抓不到，想怎麼樣都不能，只能滾來滾去，爬起來蹲著，又跳來跳去也沒有用。螞蟻一上身就不容易撥走，我整個人快發狂了。
如今回想起來，我坐牢時人緣很好，很多地方都得到貴人幫忙，他們還都是「敵人」。像潘同志，是保密局的人。他小聲講：「叫啊，叫啊，大聲叫啊，傻瓜…」他要我哀哀叫，我的個性實在叫不出來。男子漢受的教育就是如此，怎麼可以隨便哭爹喊娘，咬斷牙齦也叫不出來。他比我還急，又說：「傻瓜，趕快叫！」我還是叫不出來。
突然，他幫我叫了一聲。他咬住自己的手指，聲音比較認不出，叫了好大一聲。果然有效果，大家都衝出來，看到我；聽說當時我已經全身顫抖抽筋了。他喊：「叫廚房拿鹼水！」他們常做饅頭，廚房裡有鹼水，可以中和蟻酸；「快，拿鹼水來潑。」就潑了鹼水，並把我解開，抬到浴室沖水。
這是最後一次，最嚴重的刑求，也被我克服了。我想，之所以能這麼堅韌，有兩個主要的因素：其一是認知人體具有類似保險絲效能的神經作用，肉體的痛苦若超過極限，就會昏厥過去，失去知覺；其二是有強烈的求生意志，那種我要活下去的意志，可以克服巨大的壓力。
最後，他們雖以二條一將我起訴，卻沒有罪證能判我死罪，而以第五條判刑：就說我連續參加非法集會，處無期徒刑，褫奪公權終身，這樣硬是判下去。
參考資料：盧兆麟等口述，林世煜、胡慧玲採訪記錄，《白色封印》（台北市：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，200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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